观点聚焦 | 概念狂欢还是时代刚需？ 众家热议“乡村运营”“乡村CEO”背后的真问题

编者按

“乡村运营”“乡村CEO”到底是不是“概念泡沫”？近日，由一篇文章引发的讨论让不少三农工作者展开深度思考。不少人透过表面的概念之争，看到了更深层的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基层创新该如何被看待？实践探索的价值该如何评判？乡村振兴进入“下半场”，各地又该如何开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实践？带着种种思考，编发这组讨论，期待各方在争议中辨明方向，在讨论中凝聚共识

近日，一篇题为《一号文件没有“乡村运营”“乡村CEO”，这才是好消息》的文章，在业内引发广泛关注。在该文作者看来，文章发布两天多，便收获了阅读量2万+、收听次数2800+、点赞量150+的数据表现，从侧面印证了其观点的关注度与共鸣度。然而，文章一经发布，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众多三农领域专家学者、乡村运营一线实践者纷纷下场，就文章观点展开讨论与交锋。

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文龙率先从写作逻辑、立论与论证方法上对该文提出系统性质疑。

蒋文龙观点

首先，文章将“中央一号文件未出现某几个热词”直接等同于“中央不认可、不支持甚至反对这类实践”，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虚假归因的错误。中央文件未写入某些基层新词，更多是因顶层表述尚未统一、仍在观察总结基层实践，绝不能简单推导为否定基层创新。用“未出现”来“证反对”，是典型的先立观点、再找论据、倒果为因的做法。

其次，文章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将个别地方出现的概念炒作、形式主义问题，直接放大为对“乡村运营”“整村运营”等基层探索的全盘否定，混淆了实践方向与执行走样的本质区别，忽视了大量基层依靠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实现资产盘活、农民增收的真实成效。

再者，将基层在实践中形成的机制创新、话语创新简单污名为“造词狂欢”，既不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也不符合中央一贯倡导的鼓励基层探索、尊重群众创造的原则。他强调，反对形式主义，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用话语洁癖否定实践价值，用批判姿态替代务实态度。真正的实事求是，应当是允许基层试、允许地方闯、允许实践说话，而不是拿着文件里有没有某几个词，作为评判是非、否定探索的唯一标准。

给乡村CEO、乡村运营泼点冷水，以免各地头脑发热、一哄而上跟风，本是必要的提醒。但所有的探讨都要面对现实，所有的表达都要从基本逻辑出发，否则便有博取眼球、误导大众之嫌。事实上，阅读2.2w+、收听2800+、点赞150+，这组数据本身或许已经说明：文章标题引人注目，但内容并未真正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

蒋文龙的直言不讳，迅速引发更多三农领域专家的关注与回应，学者们纷纷停止“潜水”，就该文内容展开深入讨论。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从制度演进的视角出发，进一步阐释了中央文件与基层创新之间的关系。

顾益康观点

中央一号文件历来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新生事物，但每一项创新都有其特定的地域适用性——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地区、欠发达地区各有不同。因此，中央在推广一个基层创造的新生事物时，往往持审慎态度，遵循一套成熟的工作程序：先默认、再肯定、成熟后再推广。

乡村先有建设，后有经营，这是乡村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启动“千万工程”时，就倡导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村庄建设的关系，树立经营村庄的新理念，把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观光休闲业与建设特色村庄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特色经济、绿色产业发展提升至新水平。要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切实保护好名人故居、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遗迹，做到传承历史文化与融入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整村运营”“乡村运营”“乡村CEO”作为浙江等发达地区的新生事物应运而生。人社部新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职业，正是对“乡村CEO”的规范性确认。因此，我们应当全面、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一号文件的表述逻辑，而非望文生义、断章取义。

不止于对文件解读逻辑的纠偏，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教授则从制度演进的深层意义切入，进一步提升了这一讨论的理论高度。

黄祖辉观点

乡村运营本质上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完善和深化，这一意义难以从表象上直接显现，但其价值恐怕并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中推行的农业家庭承包制。不同之处在于，八十年代的改革起始于贫穷的农村，而乡村运营的改革则起步于发达的农村；但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肯定乡村运营制度价值的同时，亦有学者提醒需保持理性审视。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如是说。

李小云观点

对“乡村运营”“乡村CEO”提出警示看法本身是好的，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动辄扣政治帽子。

结合团队多年深入一线的实践，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投入了大量产业资源，如果不靠能为农民和集体服务的职业经理人，这些资产要么只能闲置，要么就只能一包了之、一租了之。乡村CEO正是在这一二元困境中诞生的探索性方案，我们并不能指望乡村CEO能够完全解决乡村的人才问题，但它无疑是当下值得重视的一条路径。

农民日报原社长、党委书记何兰生则提出以“抓到老鼠”为依据来评价“黑猫白猫”的“孰是孰非”。

何兰生观点

不要在概念上打转，以概念、提法获得某种高大上的认可而自得、自喜，是最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看一个概念是否好，得看实践中是否产生积极效果、是否获得行业产业和社会认同，如果是正面的，哪怕形式上不太准确，只要约定俗成，也无妨。

专家学者们从逻辑、制度、历史与现实等层面展开的深度剖析，已然勾勒出乡村运营议题的多维面向。与此同时，更多长期深耕乡村运营一线的实践者们也纷纷执笔，以亲身经验回应这场讨论。

安徽财经大学乡建院乡创联众团队首席专家赵守飞在其个人自媒体账号“赵守飞话乡创”中发表《回应李昌金老师：乡村运营和乡村CEO不是概念泡沫，而是时代刚需》一文，从时代转向、本质澄清、政策解读、制度逻辑、区域需求五个维度展开理性商榷。

《回应李昌金老师：乡村运营和乡村CEO不是概念泡沫，而是时代刚需》内容摘要

针对李昌金老师关于“乡村运营”“乡村CEO”是概念泡沫的观点，本文从时代转向、本质澄清、政策解读、制度逻辑、区域需求五个维度展开理性商榷。文章认为，中国乡村振兴已从“投资于物”的硬件建设阶段进入“投资于人”的软件建设阶段，乡村运营和乡村CEO是这一时代转型的必然产物。中央文件未提不等于否定，国家层面已正式发布“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新职业。中西部地区对此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乡村运营的本质是以乡村为主体、以市场为手段、以农民和村集体增收为目标的价值创造过程，其核心在于赋能村民、激活价值、构建长效机制。应警惕形式主义异化，但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制度创新。

乡村实践者“阿普子诗”在其公众号发表文章《中央一号文件为何不提“乡村运营”》，从恪守文件定位、预留政策弹性、坚持结果导向、运营包容性表述四个角度，论证了一号文件不提具体概念背后所蕴藏的治理智慧。

《中央一号文件为何不提“乡村运营”》内容摘要

中央一号文件为何不提“乡村运营”？不是不重视，而是藏着治理智慧：恪守文件定位，防止“概念空转”与形式主义；预留政策弹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坚持结果导向，以实质成效统摄多元实践；运用包容性表述，涵盖并规范各类实践创新。与其纠结术语，不如多研究政策精神与地方实践的互动机制，把精力放在探索可持续的振兴路径上。

躬耕乡村运营领域二十余年的联众集团掌舵者余学兵在《运营不是“泡沫”：一号文件为何没提“乡村CEO”？浙江已经给出答案！》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将‘乡村运营’与‘乡村CEO’斥为‘概念泡沫’，并因一号文件未提而欢呼，这看似是‘务实’的胜利，实则是对乡村振兴‘下半场’的误判。当硬件基建（路、水、电）已趋完善，浙江的实践早已证明：没有运营的乡村，只是‘沉睡的资产’；没有CEO的村庄，难逃‘空心化’的命运。”

《运营不是“泡沫”：一号文件为何没提“乡村CEO”？浙江已经给出答案！》内容摘要

针对近日“一号文件未提乡村运营与乡村CEO是好消息”的观点，本文提出反驳，认为这恰恰是对乡村振兴“下半场”的误判。文件未提不代表政策否定，恰恰相反，浙江作为“千万工程”发源地，已于2025年出台“浙十条”，明确提出引育千名乡村CEO，将运营从“选答题”变为“必答题”。

实践证明，运营并非概念泡沫，而是“造富”的硬通货：余杭永安村引入职业经理人后，村集体收入5年增长20倍；临安“天目村落”通过统一品牌运营，带动全区旅游收入超10亿。同时，乡村CEO并非空降的“破坏者”，而是懂乡情、通市场的“本土化合伙人”，是构建乡村信任机制与“软基建”的桥梁。

因此，要警惕只重硬件、忽视市场的“伪运营”。乡村振兴既需“脚踩泥土”的实干，更需“抬头看路”的专业运营——浙江模式证明，运营正是通往共同富裕的那座桥。

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三农领域同仁，也从具体方法论的角度，围绕“乡村运营”“乡村CEO”展开了热烈而不失理性的交流与探讨。安吉县农办原副主任任强军、运营专家吕绍麒、天尚控股集团董事长鲍力、成都农科村操盘手范国辉等人也就文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任强军观点

一号文件指明的是方向，乡村发展需要实事求是，更需解放思想，在确保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积极探索。

吕绍麒观点

乡村运营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的有效手段，是乡村发展迈向新阶段的一次重要契机。

鲍力观点

运营都是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方法，没有绝对有效的方法，只有不断完善的方法。乡村CEO是一个有效创新探索，乡村运营让社会对乡村的关注度大大提高，让青年进入乡村的兴趣大大提升。任何事情都有正反面，不能因噎废食，需保持理性、开放。

范国辉观点

对于人才匮乏的乡村是非常需要运营团队的。运营团队协助村里梳理资源规划定位孵化业态导入产业，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专业人才下沉助力。

永安村乡村CEO刘松、传化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科、余粮山村乡村CEO高慧慧、新江村乡村CEO罗贤飞等不少深耕乡村运营的一线实操者们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刘松观点

乡村运营给乡村带来的变化是系统的并认为其价值远远大于可量化的经济效益。运营于乡村，就像吃饭于身体。不能简单地说吃了“这一顿饭”对身体好，好在哪里呢？似乎也说不清楚，是好了胃、还是好了肺，或是手脚有力气、头脑更灵活。一号文件也没规定要吃饭，但大家都知道“吃饭”是生存所必需的。乡村运营也很难说它好在哪里？成效也不好量化。但明白人都知道得运营，无非是什么样的形式和方式去运营，因为不好好吃饭，小到影响生长，大到威胁生命。

陈科观点

其实叫“运营”也好，什么也罢，其实本质上是“经营”，企业需要经营、家庭需要经营，乡村当然也需要“经营”。我特别赞同刚才刘松讲的，乡村的运营和经营，不能简单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就像办企业一样，可能我这个企业不是赚钱最多的，但我解决了就业、给社会带来了价值。乡村的运营和经营更是如此，要看到显性的村农增收的经济价值外，更要看到隐性的对于乡村资产保值增值、对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对解决就业社会稳定、对乡村经营意识和人才培育等等方面的价值，要算一本“综合的效益账”。

所以，乡村毫无疑问是需要“经营”和“运营”的，经营的背后是选好人、组建好队伍、制定好战略、设计好评价机制等，最终才能创造好价值！

余粮山村乡村CEO高慧慧、新江村乡村CEO罗贤飞等从一线实操者角度，分享了乡村运营给村庄带来的实际变化。他们普遍认为，运营不是“空中楼阁”的概念游戏，而是盘活资源、激发内生动力的现实抓手。在他们看来，乡村需要建设者，更需要懂市场、懂经营、懂村庄的复合型人才。

瞿为民作为多届浙江“千万工程”现场考察点设计师，他直接点出下沉基层找出路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核心。

瞿为民观点

下沉基层找出路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核心。尚未充分认识和把握“乡村运营”和“乡村CEO”本质的人士应当至少去到三个以上基层乡村进行深度了解，深度体悟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由于基本国情等原因，解决乡村发展的一些难点，只能用综合手段，乡村运营和乡村CEO就是这个综合类的方法之一。

更重要的是，要让村书记及村两委明白“乡村运营”和“乡村CEO”的重要性。

纵观此次围绕“乡村运营”与“乡村CEO”的争论，表面上是概念之争，实质上是关于乡村振兴路径选择与发展逻辑的深层对话。以《一号文件没有“乡村运营”“乡村CEO”，这才是好消息》为代表的质疑之声，不失为一次有益的警醒：提醒我们警惕概念炒作、形式主义抬头，防止基层实践走样变形。然而，正如多位专家与实践者所共同指出的，将个别问题扩大为全盘否定，将基层创新简化为“概念狂欢”，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央一号文件未提某些热词，绝非否定探索，而是尊重实践、审慎推广的体现。乡村振兴进入“下半场”，从“建设”转向“运营”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面对这一命题，既需要理论界的理性审视，更需要实践者的敢闯敢试。唯有秉持实事求是、尊重基层、允许探索的态度，方能在争议中辨明方向，在讨论中凝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