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 可以帮助云南大理旅游一扫颓势吗？

　　十一国庆黄金周已过，受全省旅游大整治以及环洱海大规模客栈民宿关停事件的影响，大理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疲态，客流量下降带来的整体入住率的下降，显示的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大理，再一次又被大家遗忘。

　　作为旅游城市，大理的产业结构定向明显，作为一个旅游城市IP级的现象，从它兴起到持续到衰落，大理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部分。而大起大落的市场变动，伤害的除了旅游目的地品牌本身，对于在地投资商以及当地以旅游作为主业的百姓，负面作用都不可估量。

　　该如何定位，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尽快让大理的旅游恢复到常态，是主政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民宿行业，扶植还是拒斥?

　　对待民宿行业的态度，是摆在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洱海关停事件发生到如今已半年，民宿业主和政府之间存在的互相不信任感依旧在加深。这种不信任源于不稳定的政策以及不确定的解决方案;通过层层审核，刚新开出的28家客栈，稍稍减缓了这种不信任。但关于其他客栈在满足完这些政策条件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开业，是大家迫切关心的问题。关停客栈民宿的出发点是治理洱海污染，但重新开业所需要满足的苛刻条件(号称“史上最严”)，让人感觉已经超出了洱海污染治理的初衷。

　　基于此轮政策的严苛性和残酷性，政府对于民宿行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成为这个行业在大理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政府对于这个行业整体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则大家会愿意再给耐心等待;毕竟这么大的沉没成本，大家都很难轻易接受。如果相反，政府对行业持着反对和打压的态度，那基于对前景的看衰，理性者会尽快采取措施止损，而不是继续等待损失的放大。

　　假设政府的是理性的思考者，基于地方的福祉来思考大理的产业选择，那民宿产业不应该成为大理受打压的对象。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1、洱海污染物的产生与客流量增加有关，与客人选择什么样的住宿形态无关：民宿作为大住宿里的一个细分领域，单位污染产生并不必然要比酒店高。只要旅游是大理的支柱产业，人流量的增加，以什么样的住宿方式解决他们的需求，与排污并无直接关系;

　　2、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前提是尊重商业规律：这几年民宿客栈在大理的繁荣兴盛并不主要由政府的推动，而是无数投资人和顾客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大理的这块土地，各种要素匹配到民宿客栈这个行业的结果;

　　3、发展要符合旅游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大理的客栈民宿恰是契合了旅游消费升级后个性化和重体验的住宿趋势，才会发展的如此迅速繁荣，大理也得益于民宿客栈的发展，迅速地被大众所认知和喜爱;

　　4、民宿行业对于乡村经济和就业直接而有力推动。民宿小而美的属性，让它能够在商业配套相对匮乏但景观美好的乡村也能扎根。这对于民宿所在地就业的拉动，带动年轻人返乡，防止农村空洞化的作用明显，民宿也因此成为国家所支持的产业方向，是旅游住宿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5、民宿对于地方旅游品牌的竖立作用直接：民宿和客栈是非常符合传播属性的住宿产品，无论是从民宿外显的形态到民宿内含的生活方式，都非常具有传播的潜力。一个地方如果民宿行业发展的好，那当地的旅游产业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大理这两年的大流量曝光，就是得益于民宿快速的发展。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笔者曾经提出把大理打造成“民宿之都”的愿景，虽说大理受关停事件影响颇深，但大理先天条件及后天发展的规模及形态，都依然具备这样的实力，政府若能稍加引导，大理重回巅峰也并非不可能。

　　洱海污染如何解套

　　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自从2015年10月11日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PPP项目开工以来，工程队加班加点奋战，宽6米高4米的截污干渠以及配套的污水处理厂，成为洱海污水根治的希望。据了解，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按照“依山就势、有缝闭合，管渠结合，分片收集、集中处理”的原则一次规划，分步实施。

　　项目规划内容包括新建6座污水处理厂、铺设污水管(渠)两百三十多公里、建设提升泵站17座。项目服务范围66平方公里多，服务人口65万多人，截污主干管居住区覆盖率达100%，河道截污干管覆盖率达到100%，出水达到国家一级A类排放标准。工程预计18年6月完成。

　　从原理上来说，通过截污工程，只入净水，防止污水进入洱海，对于水质的保护应该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前提则是这个工程能够有效的运转起来。

　　项目由大理洱海投资公司代表大理市人民政府与社会投资人中国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SPV公司——大理洱海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项目国家批复投资45亿元，根据协议，由SPV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污水处理厂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作期限30年。污水收集干渠、管网、泵站采用DBFO(设计-建设-融资-运营)模式，合作期限18年。

　　也就是说，环湖截污工程并非纯政府投资行为。最后项目的投资是需要通过项目的运营来获取收益以逐步填补投资。虽然投资回收周期放长，但首先高达四十五亿的一次投资，对于大理这样一个还未实现全面脱贫的欠发达地区，压力也是巨大的。

　　而且项目工程由于涉及地域面广，持续投入维护的成本高昂的。政治正确的说法：洱海的水质当然越干净越好，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了让洱海的水质由三类水变为二类水，做如此大的投入，是否匹配大理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经济能力，就值得再琢磨。毕竟最后治理的成本，还是需要民众去承担!

　　利税出于何处

　　这个是所有问题核心中的核心。

　　目前，环洱海截污工程已经投入过半，巨额的投资以PPP的模式来运作，意味着无论周期长短，政府和企业都得为这个大型工程的投入埋单。而大理没有更多的工矿企业作为税源，也不可能纯粹靠国家拨款来解决。后续洱海污染治理投入的出资问题，需要有出路。而根本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去收税费，形成财务上的解决。

　　政府为何关停民宿的同时欢迎酒店项目的入驻，其实还是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洱海边的民宿一直收不上钱。体量小而多不易管理，民宿避税的方法多，民宿主纳税意识不强。而大型酒店除了政府一次性土地出让金收益，后续税收也容易跟踪收取。

　　现在为了保护洱海，政府做了这么大投资，事实上背上了繁重的债务，而且后续还面临着持续投入的压力，这笔费用总是要有出处的。

　　大理作为旅游城市，并无大型工矿企业，污染物主要来源就是农业和第三产业以及延展开当地民众和外来游客生活消费产生的生活污染。这既是好事又是麻烦;好事在于这种类型的污染产生后并非不可逆，治理起来难度不算太大，就是投钱完善基础设施的事情。坏事就是，没有大型工矿企业，就没有稳定且聚集的税源，治理的高昂代价不好收费。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找到了根源，才好收费。

　　环湖截污工程所经过的村庄，老百姓是有产生污染的，但基于当地的经济能力，向他们征税的难度很大，即使能征，也是杯水车薪。

　　那剩下的就是经营主体，餐饮住宿，他们收入高，至少是看上去的收入高。

　　从洱海治理的关联度来说，洱海水质变好的受益者，当然当然包含洱海边的客栈民宿。为此，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也算是合情合理的——关键目前也没有更好的税源主体了。

　　因此洱海如果再开业，民宿从业者面临着税费成本的增加，是必然的选项。

　　只是以什么样的名目征收，征收的方式以及征收的标准，存在探讨的空间。

　　征收的名目，可能会以污染税或者污染费，或者根据洱海保护项目专门设定一个名目，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避免通过巧设名目，进行多头管理，多重征税，加重经营主体的税负。倘若能够清晰地识别税收用处，相信经营主体出于洱海保护的根本利益，会愿意积极配合征税。

　　征收的方式是重要的，关停之前出过一个草案，是根据房间的数量，每间按月度征收固定的费用，由于征收的数额惊人，让客栈民宿业主代表群起而攻之，最后不了了之。这种征收方式没有考虑过洱海边客栈的差异，对于一些房间数量小而多，但单价不高的客栈不太公平。

　　还有一种方式是根据客栈民宿的经营流水来征收，这种方式相对会公平些，但存在一个问题是经营流水监控难，成本高。

　　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污水产生的数量来征收污染费。一方面污水容易监控，谁产生的污染多，那对应所交的税负更高;不管这些多的污水是房间多导致的，或者单位房间污水产出多导致;另一方面，容易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吸引大家采取更环保节水的方式来做经营，例如尽量减少浴缸的使用，约束客人节约用水等措施。目前重新开张的民宿被要求装上流量统计表，应该就是这个目的。

　　经济学里头有一种税种叫“庇古税”可以提供些解决思路，这是以经济学家庇古命名的税种，这种税针对是解决在经济学外部性的问题而产生，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的水平。经营者权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和减少污染少交税收所获收益，控制成本小于税率，减少污染，直到二者平衡，就达到污染的最优水平。

　　首先，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使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转化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从而降低私人的边际净收益并由此来决定其最终产量;

　　其次，由于征税提高污染产品成本，降低了私人净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了产量，减少了污染;

　　第三，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虽然是以调节为目的的，但毕竟能提供一部分税收收入，可专项用于环保事业。即使作为一般税收收入，也可以相应减轻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压力;

　　第四，庇古税会引导生产者不断寻求清洁技术。

　　那征收税费的额度该怎么定?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工程一次性投入根据回报年限折到每年的金额，然后是这套排污项目体系的运营成本，每年不会太低。加起来就是每年政府要从经营主体上收到的钱，当然，如果政府想要通过这个系统去额外赚取收入，那就另当别论。需要考虑的是，过高的税费会把经营者逼走;或者经营者被迫把税负转嫁个消费者，最后把来大理的游客给逼走。这种结局都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征税的范围，是否仅仅限于这被关停的客栈餐饮?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来说，在洱海流域内所有的民宿客栈，还有酒店，都在产生着污染，污染的产生并不因所在位置距离洱海的远近而产生明显差异。那如果污染税费仅仅针对洱海30米或者50米内的客栈民宿，会有失偏颇。虽说一线的海景客栈，在经营流水上会更好看些，但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在物业获得成本以及装修经营的投入上更高。如果把税费成本都压给他们，恐怕大多无法承受。

　　无论什么样的征收方式，污染税费征收的结果，是会产生部分出局者。

　　政府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发展才是硬道理!

　　假如环湖截污工程能够根本性解决洱海水质的问题，那洱海污染治理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

　　是怎么把大理的旅游品牌打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大理旅游，并形成消费，让更多的民众通过在旅游行业的从业而赚钱致富，而不是相反;

　　大理的旅游资源不差，但也不具备先天的独一性。如何在众多旅游城市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民宿行业的确是不二的选择!

　　为政者需要认真考虑把客栈民宿作为大理旅游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来看待，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扶持，而不是相反!

　　在环湖客栈民宿关停已近半年之机，在大理民宿行业大势垂垂凋零之时，为政者应该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全国都在兴旺发展的行业，时不我待，错过可惜!

　　大理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采取行动：

　　1、结合已经全部按照政府标准重开的28家民宿，组织其他民宿主前往参观取经，形成重新开业流程表。分成与洱海污染治理关联项和非关联项，关联项着重把关，非关联项考虑历史遗留，适当放宽标准，尽快地分阶段，分批次地把关停的民宿客栈重新开出来;

　　2、尽快出台民宿管理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应该以扶持和引导作为基调，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民宿对于大理旅游经济的巨大贡献;把洱海边的这些民宿，作为洱海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性的经济保障来看待。而不是对立起来，以限制和打压为目的;

　　3、针对重新开业后民宿在用人难以及生意起步难的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予以扶持，在人才培训以及大理旅游品牌整体营销上给予相应的支持。

　　4、加强和民宿从业者的交流和沟通，了解他们的难处，力所能及地做些帮扶。他们贡献着大理的就业人数，创造大理对外良好的口碑和形象，并且最终将为政府巨大的市政投入做主要埋单者，他们好了，大家都好。

　　在全国消费谨慎的大环境下，如何让大理扭转目前旅游的颓态，政府目前并没有太多可选择的路径;而已经投入的大型基建工程，考虑到后续的运营成本，如何可持续地治理洱海污染，也需要政府做更长远的考虑。

　　而目前大理的民宿行业，恰恰是有可能力挽狂澜的一股力量，只是需要政府转换视角，把民宿行业从洱海污染“罪魁祸首”的污名化状态中解脱出来，认可其对于大理旅游及大理地方经济社会的有益作用，一切便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