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思想的力量与平台的价值

　　从年初到年底，参加太多的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做了若干演讲，主要是以智库领导人和专业学者的身份面向国际国内的政府官员、旅游业界的领导人、还有主流媒体发表言论。回过头来看这些可能算不上学术成果的文字，无论水平如何，总是忠职尽力了。今天来到济南，来到山东旅游职业学院，一起聊聊我们学术共同体自己的事情，不由生出“曾因读书经百战，百战归来再读书”之感慨。自建院以来，我们每年都会确定一个工作主题，或者说建设的方向，2014年的主题是“学术思想建设年”。在7月于江西婺源召开的中国旅游研究院年中工作会议上，我曾经以《一流的学术机构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思想》为题做了专题阐释，材料也发给了大家批评指正。

　　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学术界从国际文献的翻译引进，立足实践需要的规划设计、对策研究和教材建设，到以西方学术范式为导向的期刊论文发表和著书立说，成就斐然。经常会听到来自学界以外的声音说“旅游理论研究严重落后于产业实践”，我看可能是为了争夺话权而轻言了，批评也没有批评到点子上。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其它领域一样，旅游活动广泛涉及到消费主体、市场主体、监管主体和学术研究主体，各个主体的发展导向、行为规则和评价标准都不一样，怎么能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并轻言谁先进、谁落后呢?问题的实质在于，旅游学术能否在传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逻辑自洽与实践互动的复杂格局中对“我是谁”和“为了谁”等终极追问给予明确的回答并加以坚持。说到底还是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建设问题。

　　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在“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的基础上，再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宋代的大儒张载，则进一步明确了士子的终极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为简洁的表述就是立功、立言、立德三个层面的演化。由此上溯，我们是否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夫士”作为当代学者的自我认同标杆?我看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的。大夫士是什么?是有自己的思想修养、价值追求、行为准则并有能力使之成为现实的独立群体，或者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君子。后人把“文”留下了，把“质”给了社会其它阶层，弄得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空余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标签。近代以降，德赛两位先生来到中国，让读书人重新得以独立的姿态一边著书立说，一边与社会互动。当代旅游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入境旅游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历史机遇。令人遗憾的是，旅游学者群体尚未走到共同体阶段就分化了。一部分人跟着实践走了，做规划和咨询的生意，有的干脆就直接创业去了;一部分人跟着西方走了，沿着读学位、申请课题、发SCI期刊论文、评职称、带博士生的路子开始了圈子里的自我循环;还有一部分则盯着庙堂之上，总想着通过递个折子以达到参与顶层设计的感觉。有理想、有能力并能够坚守下来的大夫士则始终没有成为群体性的气候。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对学术思想的思考，首先就是对学术共同体自我认同的思考。学者当然要写著书立说，要尊重学术规范，要获得同行的认可，否则你连进圈子和对话的资格都没有嘛!学者当然要与实践互动，与政府互动，与社会各界互动。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那篇著名演讲所说的那样：过去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可是互动的结果不能是把自己也变成了企业家、政治家和媒体名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为谁做研究。一旦没有了学者的自我认同，行动缺乏思想的引领，就算有再多的学术成果和应用项目，学术共同体也是无从建立的。没有了学术共同体，那种“你有你的权力，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思想”的感觉更是无从谈起，学者只有成为附庸了——不是附在权力上，就是庸在财富上。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术思想如何建立。我看无外乎这么几条路径：一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主流价值观，以及拉卡托斯、波普尔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等知识谱系中汲取丰富的学养，让自己成为有道德修养，也有行为能力的知识分子。二是始终坚持与产业实践同行，为国民旅游权利代言，为市场主体服务，在此基础上再向政府建言献策。只有在产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站在最大多数消费主体和市场主体一边，才能够持续寻找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才能够像安泰一样从大地母亲的身上汲取不竭的力量。三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批判意识，在思考与对话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思想建设。没有这几点，旅游学者就会总是生活在没有定力，也没有安全感的恓惶之中。

　　确定行为导向以后，我们得认真思考一下优秀学术思想的判别要点。首先是言说的主题，得是基于学者身份和学术共同体自我认同基础上的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少年时，还不到愁的滋味呢，你上再多层的楼也没有用，在别人的眼中，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等到人生阅历和理性思考都到了一定阶段，识得了愁的滋味，我们得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自觉地为特定主体代言。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只是“把栏杆拍遍”，说些“天凉好个秋”之类的闲言，那是文人的生活，而不是当代学者应有的姿态。当然，优秀的思想要为我们言说的对象所接受，还需要有相应的平台和载体，以及语言表达形式。

　　我们也可以结合古人所说的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标准来具体地谈谈旅游领域的学术思想。在一个国民消费为主的大众化发展初级阶段，如何促进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旅游进程中来，如何保障他们能够获得应有的旅行自由和服务品质，如何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最大限度地促进市场主体的发育，如何与企业家、经理人和员工对话，如何让社区居民合理分享旅游发展的利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学者的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更需要明确的专业理想和价值观为支撑的学术立场。为什么如此强调理念和价值观呢?是因为没有服务产业的理想和科学、理性的价值观，无论做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都不可能走远的。偶尔走远，也不会长久。在现实上，我们每天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还要扮演各种角色，要与官产各界打交道。没有学养护身，彼此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义理讲究的是言之有物，考据对应的是言之有据，要符合相应的学术规范，要让人感觉到你科班出身的世家范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管写学术论文还是发表专业演讲，不管是给研究生上课还是给行业做培训，都必须走概念、文献、假设、模型、问卷调查、统计检验、结论的套路，都必须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地铺陈开来，更不能每句话都掉个书袋。大家境界的学术规范应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看起来东拉西扯的，事后一品味，整篇文章的观点、事件、数据切实构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辞章则是要我们尽可能用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去优雅地言说。不能一说辞章就是吟诗作画，也不能一说让人听得懂，就从头到尾都是大白话，走向民粹的泥沼。用义理、考据、辞章的三个标准来看我们旅游学术共同体，还有很多需要认真修炼和相互切磋的地方。

　　经过六年的建设，我们初步搭起了四个研究所、一个旅游经济实验室、两家分院、十二家研究基地和十多家观察员单位为骨架的学术共同体，通过会议、研究、发布等方式与国内外旅游城市和旅游企业开展了广泛的战略合作，从这几年的总结材料来看，确有若干可圈可点之处。在这两天的闭门会议和公开研讨中，我们会给出具体的评价与建议。借此机会，我还想谈几点对旅游学术共同体和旅游学者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几点期待。

　　无论如何强调当代旅游学者服务社会及其实践对话的能力，对于学术共同体建设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通过扎实的学术成果建设使之成为可以识别的群体。具体而言，就是要用国际同行认可的学术范式对本土主题和产业实践所需要的现实问题进行定义、解释和建言献策的同时，在《旅游学刊》和TOURISM MANAGEMENT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还有出版学术著作、编写教材、承担基金课题等。没有这些典型的科研活动和学术成果，我们就无法把自己从政府管理者、企业实践者、商业咨询者和媒体记者群中有效地区别开来。特别是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通过学术成果建立可识别的学术共同体尤为重要。在没有获得相应的资质和经历之前，就随意地评价学术成果的效用，会让自己陷入酸葡萄心理，也会给别人以轻佻的感觉。

　　青年学者立住讲台，获得了在学术江湖上行走的资格以后，大抵就可以进入理论建构的阶段。如果说学术成果还可以解释为主，可以用既有的理论解释现实世界，那么理论建构的任务则是形成具有学者特色的逻辑自洽体系，包括立场、方法，特别是概念。黑格尔说过，概念的展开即为理论。没有在概念辨析上下过一番苦功夫，以为可以靠堆砌几个似是而非的名词，在媒体和会议上露几次面就把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建构起来了，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感觉有了些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就开山立派了呢?还是先在共同体内部磨练磨练为好，好比少林弟子下山以前，总得先闯一闯十八罗汉大阵吧。更高的要求还需要去达摩堂与高僧大德聊聊天，去藏经阁去见识见识什么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多数学者到了理论建构阶段就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动力前行了。觉得自己苦了半生，该是享受声名的时候了，再往前走，谁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呢?弄不好，半世的英名就会付诸东流了。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而然就划地为牢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圈子找感觉。结果可能感觉是有了，或者说暂时有了，但是个人和学术共同体却失去前行和提升的可能。须知，专业理论之上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之上还有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情怀。如果说学术成果和专业理论建构更多取决于个人的专业努力、阅读思考和人生阅历，那么思想和情怀能够达到什么境界，则与机遇、天资和导师的引领有关，更与一代又一代旅游学人特别是领导者的自觉自省，还有学术平台有关。只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才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只有具备了历史的高度，才能以极大的宽容心让不同的学术思想包容成长。

　　与学术成果和理论建构相比，学术思想和平台建设永远是学术共同体的进行时，希望与同志们一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