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安迪：管理的宇宙大爆炸

　　看了一篇《哈佛商业评论》刊载的关于福柯《性经验史》的文章，忽然勾起了很多我在大学期间研读福柯著作时的回忆。

　　福柯虽然被定性为结构主义哲学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但是他对管理的贡献在我看来不亚于爱因斯坦之于现代宇宙学的贡献，其中关于权力(Power)、议论(Discourse)与知识(Knowledge)的理论体系，无非戳中了组织形成的本源，就好比一个宇宙大爆炸的猜想揭开了眼前这个地球与宇宙空间之间万分复杂的真相。

　　组织的发问

　　为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有管理的地方就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所谓的共识和反共识的群体?为什么大到国家，小到公司都会有规章制度?为什么除了规章制度还要有文化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为什么组织内有相对的公平又有相对的不公平?为什么权力会衰败或更迭，文化会衰落或更新?

　　对于很多研究管理或实践管理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是一些钻牛角间的问题，有的人因为想不透所以就会觉得没必要。但是，就好比预测宇宙星系的未来就必须先了解宇宙形成的源头，若能洞悉这些问题，我们便不难理解组织变化的必要，不难分析组织新陈代谢的原因，也不难锻炼操控组织变化的洞察力，而福柯的理论，恰恰是黑暗中的一举火把!

　　福柯的权力、议论与知识

　　根据福柯的理论，组织的形成与更迭皆依附于一股贯穿于人类社会之中的能量流—权力，而权力既是一种驱动共识、连接思想的力量，又是开启或关闭这种力量的一个“位置”。就好比天平的中间点，无论向左或是向右，都可以启动那股推翻平衡的力量，而谁置身于这个位置，就可以暂时决定组织的平衡、颠覆或统一，直到他的位置被别人所取代。

　　而权力位置的延续性，要通过导向“议论”来实现，而导向“议论”的目的在于生产“知识”。知识的传播会让连接思想、驱动共识变得“可能”，甚至“自然”，从而最大限度的延续当权者对于权力“位置”的占有。

　　因此，在任何组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如出一辙的现象，那就是什么样的“权力”(或者说以什么为核心理念的权力位置)推动着什么样的“议论”，而什么样的“议论”，生产着什么样的“知识”。任何组织中都会充斥着组织权力认为“正确”的知识，并以这些知识来衡量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准”，从而激励着成员们在思想上与组织所认可的“主流知识”建立“自然的协同”。

　　这其中，法律法规或是规则规定应该被划为知识的一种，权力会通过已经建立的“知识协同”来驱使已与组织建立“自然协同”的成员来通过惩罚手段来捍卫“知识”的权威性。比如，在社会中，我们认为杀人有罪，应该被处以极性，是因为权力驱动议论所生产的知识告诉我们“杀人偿命”的标准已经得到我们“自然的协同”。然而在其他的社会系统，另一种权力作用下生产的另一种知识会教诲它的成员，杀人者有罪但不应该被以法律的手段杀死。

　　权力的更迭

　　组织中权力位置的“占有者”会被更替或颠覆，然而权力位置永远在那里稳如泰山，等待着新的占有者。权力占有者的替换往往是因为新的知识扰乱了已有成员对于“主流知识”的“自然协同”从而赋予了另外一个或一些人权力导向的“权杖”。而当新人接过权杖，权力、议论和知识的新循环又将就地建立，来最大化的延续他们在权力位置上的可持续性。

　　管理的本源

　　在管理中，这样的循环也在每一天的工作中进行着，而管理者的任务则是保持“正确的权力”在推动“正确的议论”来生产“正确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具象言之是公司的规章制度和标准程序，抽象言之则是公司的价值观、文化、品牌内涵以及成员的身份确证。

　　那么，何为正确?我认为，答案是不会被外界力量颠覆和推翻的“正确方向”。因为现代组织是具备“强开放性”的，也就意味着任何组织都会不断接受外界组织中权力的影响和挑战，这就要求组织权力所驱动生产的知识必须能够“征服”或“借力”外界组织所传播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具备对于外界环境的“协同性”或“优越性”。协同的权力能够生存，而优越的权力则能够赢得竞争，塑造强大的组织文化力。

　　令人怀念的怪人

　　狂放不羁的福柯在1984年死于艾滋病，那年他的最后著作《性经验史》还没有完成。就如我一直所崇拜的一系列“怪人”(如顾城、梵高)，他也死得让人意外而富有个性(据说他也是当时少数几个宣布出柜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但无论怎样，他的理论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脑洞大开，他的理论照亮了组织的本源和管理的本性，而我们也只有找到那些最初的原理，才有可能驾驭多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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