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新长征感悟｜楚劭伟: 长征路上的微光—写在瑞金至遵义段

（迈点专栏 楚劭伟）2026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百旅会策划主办的“2026文旅新长征”活动，2026年9月6日至9月23日，历时18天，跨越9省24地，总行程8000多公里。全国文旅行业的领军企业家、专家学者一道，从江西瑞金出发，经于都集结出征，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

其中9月6日至11日，我随考察团走过了瑞金到遵义的一段。

一、红井水：初心

红井景区

瑞金沙洲坝有一口井，叫红井。

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在村里挖了这口井。村民原先迷信，说挖井会破坏风水，宁可去几公里外挑水。红军不信这个，勘探水源，破土动工，挖出一口直径约一米七、深约五米的井。为了让水清，毛主席还下到井底铺沙石、垫木炭。如今井边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我在井边站了一会儿，考察团的人每人舀了一勺，品尝了一下红井水。水就是水，不甜，但看那块碑，觉得这水确实和别处不一样。在闷热天气里喝上一口，很解渴。

红井里藏着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这口井是为谁挖的？

当下的文旅市场，不缺项目，不缺声光电。缺的是什么？是“水源”——那个最初让老百姓需要你的理由。很多景区建得很漂亮，但游客走进去，找不到“为什么非来不可”的答案。红井的启示是：内容不是一个包装概念，而是解决一个真实的需求。沙洲坝的老百姓需要一口干净的水，红军就挖了一口井。文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找到那个“真实的需求”，然后认认真真把它解决好。

二、红军长征小道：行走

红军长征小道·登贤段

于都县祁禄山镇有一条红军长征小道，全长19.34公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其中一路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小道不足一米宽，碎石和泥土混着，有些地方要手脚并用。当年红军夜里走，不能打火把，不能出声响。

考察团来到的是登贤段。我走在这条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这条路的“最小可行单位”是什么？答案是：一步。

长征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两万五千里的。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走错了就调整方向，遇到阻力就换一条路。文旅行业经常谈“顶层设计”，谈“战略规划”，但很多时候，真正管用的不是那张画得很完美的蓝图，而是迈出第一步，然后在行走中不断修正。

三、半条被子：温暖

半条被子的故事

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

1934年11月，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徐家只有一条破烂棉絮，三名女红军便拿出她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五个人合盖。几天后部队开拔，女红军决定把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拿出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说：大姐，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后来她们没回来。徐解秀直到去世，都在等着那三位女红军。

三名女红军自己也只有一条被子，却愿意把它分给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她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条被子，而是一种温度——一种让人在最冷的冬天里也能活下去的温度。

当下的红色文旅，最缺的可能就是这种“温暖”。很多红色景区，故事讲得很好，但游客始终是旁观者——看展板、听讲解、拍照、离开。故事是故事，游客是游客，中间隔着一层玻璃。红色文旅要真正“活”起来，必须让游客感受到温暖。这种温暖来自真实的连接，来自游客和当地人之间发生的那种情感流动。不是把故事讲给游客听，而是让游客走进故事里，和这个地方发生真实的接触。

四、《老山界》：翻越

陆定一著《老山界》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行军途中写下纪实散文《老山界》。开篇第一句：“我们决定要爬一座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老山界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但“第一座”的意义，不在于它是最高的一座，而在于它是在最难的时刻遇到的。湘江一战，红军从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红军翻越老山界，不仅是体力上翻越一座高山，更是精神上翻越一座高山。湘江惨败后的低落士气、前路不明的迷茫、物资匮乏的困境——这些都是比山更高的坎。但他们翻过去了。翻越的意义，不在于你翻过了多高的山，而在于你在最难的时候没有停下来。

文旅行业当下也面临自己的“第一座高山”。传统模式失灵，消费降级，流量焦虑——很多从业者正在经历自己的困境。但老山界告诉我们：第一座山往往是最难的，但翻过去了，后面的山就有了参照。不是等到条件好了再走，而是在最差的条件下走出第一步。

五、红军水马：突破

红军水马

贵州余庆有突破乌江主题雕塑。乌江天险，红军是强渡过去的。

1935年1月，红军抵达乌江边时，没有桥梁，沿岸所有船只和舢板都被黔军破坏。前有黔军恃天险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尾追。如不能及早渡江，红军将腹背受敌。

红军就地取材，用当地楠竹扎竹筏，两头和中间打眼，用竹绳捆紧。小小竹筏运送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渡过乌江，之后直取遵义。敌人把红军的竹筏称为“水马”。

红军突破的不只是乌江天险，更是一种思维定式——没有船就不能渡江吗？没有桥就不能过河吗？当所有常规条件都不具备时，突破就成了一种必须。

当下的文旅行业，同样面临“渡江”的困境：传统的门票经济走不通了，传统的观光模式留不住人了，传统的营销手段不管用了。很多从业者在等待“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但等来的往往是更大的困境。

突破不是等待条件成熟，而是在条件不具备时创造可能。据说，为红军扎竹筏的当地篾匠，在逃难途中还惦记着竹林会不会再长新笋。这种“留根”的意识，恰恰是文旅突破中最稀缺的品质。创新不是把旧的推倒重来，而是在旧的根基上长出新的可能。突破有根，才能长久。

六、马灯：方向

马灯

这一路经过四个和“转折”有关的历史事件：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从通道到黎平，从猴场到遵义，每一步都是在黑暗中找方向。马灯照不了多远，但能照到下一步。下一步踩稳了，再走下一步。

1935年3月10日，苟坝。中央开会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会上多数人赞成打，只有毛主席坚决反对。表决结果：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打。散会后，毛主席回去想了一夜，越想越不放心。半夜，他提起一盏马灯，走了三里多山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的住处已经熄了灯。毛主席敲门进去，说：“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这个意见。第二天重新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后来，红军截获敌军密报，滇军、川军正向打鼓新场集结。如果真打，红军将一头扎进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

方向是怎么找到的？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四个会议，是在会议室里找到的；苟坝那盏马灯，是在田埂路上找到的。前者靠集体讨论、决议文件；后者靠一个人在深夜里不肯放下问题的执拗。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会议上的方向之争，就没有苟坝深夜的“再想一想”；没有苟坝那一夜的执拗，会议上的方向也可能被一次错误的表决带偏。

当下的文旅行业，很像当年苟坝会议之前的状态：热闹，但方向感不清晰。大家都在谈论“沉浸式”“数字化”“IP化”，各种新概念层出不穷。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做”，而是“往哪里走”。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危险。马灯给我的启示是：文旅的方向，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谁需要你”决定的。回到红井水的那个问题——你为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方向就在哪里。

七、微光成炬

从瑞金到遵义，我走过的路远远比不上长征的十分之一。

红井水、长征小道、半条被子、老山界、红军水马、马灯，每一处都只是历史长夜中的一点微光。但微光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们照亮了整条路，而是因为它们在最暗的时候，仍然有人愿意把灯举起来。挖一口井，走一步路，分半条被子，翻一座山，扎一只竹筏，提一盏马灯。长征的宏大，不是一开始就写好的，而是由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具体的坚持，一点一点汇聚而成。

但这一路上遇见的这些物品，每一件都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长征的一个侧面，也照见了文旅的一个侧面。

重走这段路，不是为了复刻历史，而是为了找回做事最初的样子：为什么出发，为谁出发，靠什么走下去。对文旅行业如此，对每一个正在经历自己“长征”的人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面对的困境，未必比当年更轻；但当年那些微光告诉我们：方向不在远方的口号里，而在脚下的下一步里；力量不在热闹的概念里，而在真实的需求里；温暖不在精致的展陈里，而在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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