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Every single voic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世上的事真的很难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做酒店的小生意人，我想的也比较简单，努力工作，做得好的话就能多挣些钱，就能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今年3月23日凌晨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了封信放到了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也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进了中南海。

　　其实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知道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段的热闹将会迅速归于平静，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我相信国家的许多进步都是在许多这样的平静中爆发出来的。

　　那封信

　　其实我给总理写的信的标题叫做“对企业好才能对人民好”，是在我去年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全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让市场发挥效率，给企业和政府松绑”的基础上的一个完善。

　　3月22日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看看公司的报表，看看网上新闻，看到网上都在写总理到工商总局说简政放权的事，我突然想这些简政放权说的都是中央部委的事情，而像我这样的绝大部分企业的一些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跟中央部委都沾不上边，这些权利早就下放到地方了，地方的简政放权做好了才能真的帮助到绝大部分企业。

　　于是，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我知道的和我的建议说出来?万一一些国家机构看到了可能对国家还有些帮助呢。当时我当然没有敢奢望总理会看到我的信。大概是凌晨一点多我开始写，三点多种我放到了自己的公众号“wuhai222”，于是就有了网上大家看到的那封信。

　　给总理的信其实我写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白话版的信我放到了我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个是正式的信件，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正式信件寄给总理，我就存到了计算机里。

　　大概过了一周多吧，国务院一个机构联系我，我当时在想是不是我说的话不合适啊?我要被“请喝茶”了?于是我去了这个机构，当时接待的我的是一个司长，他估计看出了我的忐忑，直接告诉我说我的信是为国家好，他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我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寄给他们。我当时想‘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大概就是部长了吧。

　　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把信寄给了那个司长，第二天他们给我来电话说“你的信的收件人应该写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哈，领导重视，原来是中国的最大的领导啊!于是我就寄了。

　　那个会

　　寄信前后的那段时间不断有北京市和国家的一些部委和机构的领导约我见面了解我对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一些想法，我也因此听说和接触了以前没听说的不少核心负责改革的部门，估计这一生能见过的大官也在这几周内全见了，那段时间我在想我让国家听见企业的呼声的目的达到了，一切都该迅速地画上一个句号。

　　大概两周前，最早联系我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国办的领导可能要跟我谈谈，并告诉我国办会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在想又要见领导了。

　　5月12日接到一个不认识的电话，我当时还以为是骚扰电话，结果他告诉我是国办的工作人员，他说国办有个会想请我做个发言，大概十分钟左右。我问他要不要讲稿，他说不用，让我畅所欲言。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这类会都会要求讲稿，并且会有人专门审稿。他提出的唯一建议是便装出席，于是我问了一下便装是不是不穿西服打领带就行，他说“行”。

　　接着他又问了我的车牌号，说进来要检查，我说好，然后我问在哪里开呀?他说国办啊。我又问国办在哪里啊?他说在中南海，从西北门进来。中南海?当时我确实有点惊喜：我要进中南海了!

　　那天开车进了中南海，停车时我在想：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来中南海，也应该是最后一次进中南海吧。本来想拿手机照张相留念，结果被负责任的战士制止了。

　　由于我到的比较早，我有时间在楼里到处看一下，这里面的建筑和结构都比较老，老的就和北京随处可见的一些老的部委的楼一样，里面的设施设备很简单，跟我想象的豪华和气势磅礴差距太大，一些办公室比我见过地方处级甚至科级的大小和设施都差，除了几个站岗的战士和会议室墙上巨大的屏幕，我都不敢相信我已经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区域。

　　进会议室的时候工作人员刚开始在会议桌放参会人员名牌，我从角落开始找我的名字，最后发现我的名字在长长的会议桌的正中间的位置。我当时想，没搞错吧，正中间?我只是一个老百姓啊。会议开始后开始介绍参会的人员，我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是国办的领导，桌子对面的是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市的领导。

　　会场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中南海严格执行空调26度的规定，我看领导都穿着衬衣，我就把西服脱了，穿着衬衣，等自己发言结束的时候才发现领导们衬衣袖子都系着扣子，就我撸着袖子。

　　做为主持人的领导说完会议的目的之后，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我本身没有讲稿，我心想既然让我畅所欲言，我就说吧，当时我也什么都没想，直接把自己对于地方和基层简政放权、监督管理的担心说出来了，并且把自己的一些改善建议都说了，有的话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直接，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处长执政”等话我也直接说了。

　　在发言的最后，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官话，可是我还是要说‘下情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大幸!’”。其实，有时候官话有点道理，至少我说的话国家听到了!

　　反正我说话比较随便，当北京领导发言的时候，我比较直接地插话：“如果全国都能做到像北京市一样的标准，我就该磕头了”

　　老实说这个会上具体的事我提的不多，更多地说的是普遍存在的地方和基层的问题，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各部委的回复也比较直接，包括他们正在和计划怎么做。

　　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中南海，可惜连个相片都没留。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说了一句：再见，中南海!

　　那些人和事

　　我在会上提了一些事和一些人做的事，但是我不可能也不会说具体哪个人，哪个城市发生的这些事，因为我的初衷是帮助国家而不是为难哪个人。

　　我想得很简单，八项规定之前有几个不吃喝的，八项规定之后就没有多少人敢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观念和体制问题，只要行政审批更加严谨、没有弹性解释空间，只要监督管理尤其是罚款能够量化，没有人为裁定，只要对于基层管理制度更到位，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再说基层工作本身也不容易，只要他们能改好，我何必为难他们，他们也是有家有小的人，因为整个风气都这样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我选择相信人性的善良。

　　会后这几天我可能是第一次没太过问公司的事，来的媒体比较多，我想普通老百姓的谏言有总理和副总理的批复算是一个大的新闻吧，焦点访谈这些节目也有机会上了。

　　不过媒体总是希望有些独特视角，尤其是爆料的东西，虽然我的信确实说了一些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提出了解决方案，虽然我把所有想讲的都讲了，但是读者感兴趣的永远是爆料，比如说一般企业被一些基层部门变相收取的费用或上缴的“特种税”占公司收入的多少?我信中提到的某个城市某些部门系统性的腐败指的是哪个城市，哪个部门?每次我都需要解释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这些人能改好我们就无所谓了。

　　国家一些部门也很重视，经常找我开会了解情况，在涉及那些具体的人、事和城市的时候，我都选择了沉默，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这些人固然有自身的小贪欲，更多的是我觉得为什么基层领导视而不见?为什么会纵容?有效的监督体系的缺失和他们领导的纵容才是这些基层小腐败猖獗的最主要的原因。

　　昨天上午公安部的领导专门到公司来开恳谈会，地方和基层发生的问题我都说了，但是具体的事落到哪个地方和谁头上我都没说，其实最后我发现公安部很多总体政策都是合理的，下到地方、基层之后就变形了，他们早就意识这些问题，实际上一些新的制度和法规都要出来了，我简单看了一下他们正在酝酿中的政策，如果这些新政策地方和基层都能执行，涉及基层公安部门管理的许多事情将会大大改观。

　　对了，其实几周前我还被邀请到一个叫做“中编办”的比较神秘的机构去谈我对简政放权的建议，其实行政审批的简政放权就是他们的体改司负责，那位司长说得很直接，他们对于很多专业性的行政审批不是那么专业，而一些部门没有职能转变的意识，阻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也想听来自于企业和老百姓的意见。他们现在几乎是天天加班加点(李总理，您该给他们点加班费了吧)

　　那些建议

　　-关于简政放权

　　在我给总理的信上以及我在中南海的会上我确实提了几个担心和建议，虽然媒体报道的也比较多，但是很少有人触及核心问题：职能转变-观念改变的问题。

　　八项规定好吗?很好，政府的不敢吃了，东西不敢拿了，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一些事也难办了呢?

　　当你问他们为什么不敢吃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八项规定抓的太严了，怕犯事。“怕”是这里的核心词，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不应该吃!我不应该拿!”，这就是我说的观念改变的问题。

　　中央的简政放权好吗?当然好!有效的简政放权一定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可是我相信99%的企业没有感受到中央简政放权的带来的改善，因为，99%的企业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都在地方甚至在区县一级的基层，中央新下放的这些行政审批跟这些企业本来就不沾边，过去基层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没有让企业感受到很高的效率以及完全的公平性，那我们如何保证中央各部委下放的这些权利到地方、基层他们手上会提高效率呢?如果这些不解决，简政放权将堵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是零公里的办事窗口。

　　我说的比较直白，正如八项规定带来的是“不敢吃”而不是“不应该吃”，当前的简政放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实中央的意图很明显：我们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职能从过去全能型政府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服务于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简政放权只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改革措施，如果各地方基层单位没有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意识，怎么可能制定和执行出符合市场规律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制度呢?

　　所以，我坚持认为简政放权是标，职能转变是本。如果没有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变意识转变，许多地方、基层的简政放权就会留于形式。

　　简政放权的形式好做，服务于市场的职能转变的意识难改，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一种逼迫式观念改变法：在制定任何简政放权、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制度的时候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必须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 * 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是否应该由市场来调解?

　　· *如果由市场来调节，风险在什么地方?是否利大于弊?如何防范风险?

　　· * 如果必须行政审批、监督管理，流程是否合理?是否有办法提高效率减少环节，减少企业的负担?

　　· *如果涉及多部门审批，对于同一事项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是否可以一个部门负责共同的事项，其他部门只负责专项审批?

　　· *行政审批标准是否有统一标准?是否有不同解释空间?下放权力的部门是否有对地方制定的行政审批流程的确认和审批权?监督管理是否可以量化?是否有寻租空间?如何避免寻租空间的问题。

　　我觉得制定这些行政审批政策以及监督管理流程的部门必须书面回答上面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回答连同自己制定的制度一起提交给上级部门、专家、企业一起讨论通过。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从形式上逼迫这些部门接地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也就是职能转变带来的角色转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关于端菜、点菜的问题

　　总理说起由端菜变为群众点菜，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提法。其实菜好不好吃最清楚的是吃菜的和掌勺炒菜的，老实说那些坐在办公室制定菜谱的人以及研究菜谱的学者专家还真不如他们清楚，很明显，负责行政审批的掌勺人最清楚企业有什么难处，因为这些是企业会求他们办事的地方，企业自然就更心里有数了。

　　但是，这个菜也不能单由点菜的定，因为吃菜的企业永远是自私的，他希望没人管理才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天生就存在矛盾，不能单由一方来决定这个菜。

　　所以我提出，只有让具体掌勺的也就是负责行政审批的人和负责点菜吃菜的企业一起参与来做这道菜才能做得好，光听专家或者坐办公室研究菜谱的人还真难做出切合实际的好菜。

　　所以，各级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参与，要保证他们敢说并提建议，保证他们不受打击报复。只有掌勺的和点菜的一起来做这道菜，这道改革的“大菜”就会做得很有意思。

　　政商关系

　　如果说做企业和政府没有关系这可能是瞎话，因为，无论在那个国家，企业和政府之间永远存在着审批和被审批，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如果说做企业和政府完全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企业和政府没有关系只是一个伪命题。

　　-亲近政府与远离政府

　　我一直认为企业和政府应该有一个良好的互动，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姑爷和丈母娘一样，取得丈母娘的信任肯定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当政府对你的企业了解比较多了之后，自然会增加信任，当企业有困难的时候自然也更愿意帮忙。

　　最近我们在青岛的事就给我很深的体会，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在青岛有四家酒店，第一家酒店开在青岛市南区的五四广场，是由区招商局引进，由于我们平常老老实实经营，碰到一些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的时候也积极配合区政府，这样我们就逐步取得了区里和市里的信任，大家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政府沟通的渠道。

　　而当我们在市南区开第二家酒店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些困难，由于我们对当地不够熟，物业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甚至造成我们被迫停业。

　　当我们听说一些人想搞关系利用公安机关介入民事纠纷时，我们很害怕，于是向市里和区里进行了汇报，市委、市南区委及区政府主要领导明确表示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青岛都不可能，公安部门绝不会介入民事纠纷，他们支持企业依法办事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题外话，其实仔细想想也挺有意思，政府本来就是应该依法办事，而在中国有时候听到政府告诉你一句最普通的话：“我们会依法办事”竟让我如此踏实，可见政府是要想办法恢复企业家对政府依法办事的信心了)

　　我最近在反思青岛酒店的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政府的人永远是人来人走，我觉得企业应该是合法经营并建立与政府良好的互动，这样自然能取得政府的信任，单靠与政府的领导搞好关系就会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得有些变形，老实做人、踏实经营永远没错。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和必然让总理看到了我的信而被大家知道，让我有大声说话的机会。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会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也许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相信，国家在进步，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一介草民：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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