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牧青:大运河 谈文化活化与旅游生活化

旅思马记 · 马牧青专栏 · 2018-11-09 08:48:49

大运河生态带和文化带在疏解大交通、缓解城市病方面的旅游资源优势。

  自去年以来,我连续参加了3次大运河主题文化论坛,一次在扬州,两次在北京。在北京,我说了三个字,“大、运、活”;在扬州,我也说了三个字,“大、孕、活”。除了一个“大”字,北京重在国运,扬州重在孕育,而其共同之处,都离不开一个文化的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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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个“大”字

  对于“大”字,在两地讲述的含义基本是相同的,无非是说时空层面,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大运河始于春秋,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贯通6省18市,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因此为中国之大、世界之大。

  如何让“大”字映入现实?这就涉及大运河北京段、扬州三湾运河在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乃至世界运河史上的地位问题。对于京津冀,对于长三角,对于中国,大运河是纽带。借助于其地理风貌、自然环境和历史渊源,在文化纽带之外,还可形成生态绿带,进而形成经济产业带。

  作为一个旅游人,肯定得谈及在大旅游、泛旅游和文化旅游大背景下,大运河生态带和文化带在疏解大交通、缓解城市病方面的旅游资源优势,宜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等等。

  关于一个“运”字

  对于“运”字,大运河贯穿5大水系,联通南北,贯穿古今,几千年间随“国运”起伏而几经衰荣。大运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核心,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独特的江河文化,并紧密与中原文化相承,与万里长城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并与华夏历朝历代国祚联系在一起。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其不仅在政治上维护了国家高度统一,同时在军事、经济、交通、文化,以及各民族融合上具有深远意义。

  当下,中国适逢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的转运也许就是世界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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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个“孕”字

  对于“孕”字,专指大运河最早的地段——扬州古运河邗沟的三湾,为漕运之便,古人设计开凿了一个“耳”形的3个弯道(如上图),又如人类的胚胎。由这个“胚胎”,极容易联想到是运河孕育了扬州,三湾作为最古老运河——邗沟段的重要节点,甚至说是孕育了大运河。

  扬州,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都会,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誉,马可波罗曾逗留数年而不返;隋唐大运河开拓者隋炀帝成也扬州,败也扬州;京杭大运河有乾隆的六下江南的足迹;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佳句。历史上的扬州曾经何等风雅?何等艳丽?

  关于一个“活”字

  对于这个“活”字,是我在3次论坛上特意强化的一个字眼,也是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活”,就是文化活化,进一步说,就是文化的生活化。

  对于大运河,我们知道,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我想强调的是,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非物质的存在。

  大运河是一部百科全书,更是一座活态的博物馆。2500年以来,大运河两岸浸润出了无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扬州一地,就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6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6项、县(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37项,共有国家级传承人17名、省级传承人82名、市级传承人278名。至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6省18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了各种传说,传统美术和艺术,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传统体育和游艺等众多门类;可以说,涵盖了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历史学、制度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在内的方方面面;涉及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一切元素,是最接地气、最贴近生活、最讨人喜欢的旅游产品的文化创意来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容易、最有价值的活态文化。作为文化本身,具备地域性、唯一性、特色性、诱惑性和技术性,作为文创资源,有产品、有品牌、有市场、有影响力、有垄断力;作为旅游产品,可观、可赏、可参与、可体验、可沉浸、可购买、科纪念、可珍藏。

  作为旅游规划者,我一直鼓吹文化需要从书本中走出来,从历史中走出来,从传说中走出来,并提出“文化三化”,即:文化的物态化、活态化和业态化。文化物态化乃观光旅游所需,是初级版的景观化和形象化;文化活态化乃休闲旅游所需,可使游客产生对文化的交互化、情境化和沉浸化感受,是文化活化的升级版;文化业态化乃度假旅游所需,是文化的产品化、产业化和品牌化,可以说是文化的休闲版。

  从旅游市场角度考量,文化活化的最高境界当属原生活化,这对于旅游体验和沉浸尤为重要,对于旅游休闲和度假尤为重要,因为旅游就是一种异地化的生活方式。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几十年前,就是因为李白的一句诗“烟花三月下扬州”,勾起了我的扬州梦。那时我还年轻,大约是晚上10点钟的光景,我们一行4人在吃晚餐,酒过三巡,性情所致,忽然就想起这句诗,艳羡起古代扬州人的生活——那是很多人的扬州梦。上面所说的那些皇帝,隋炀帝在那做过官,且死于此;乾隆去风流过,据说还特别喜欢那儿的风味小吃;李白、杜牧、姜夔、柳永等文人骚客们去过,留下过无数风韵雅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逗留过几年,据说还做过元朝的官;作为平常百姓,同样向往那种浪漫风韵的生活。于是我们各自通知了家人,连夜启程,适逢烟花三月,驱车八百公里直下扬州,日出时分在扬州的街头,我们竟早早地qiè了早茶(吃早饭),听到了扬州四乡软软的“街上话”。

  去扬州干什么?无非是体验扬州的小生活、小情调、小日子。在北京,《马可波罗游记》同样记载有元大都的繁华盛景,其生活场景大体是这样描述的:什刹海、后海一带,包括积水潭,正是当年行船漕运的终点,千帆竞泊,热闹繁华。积水潭的码头不止一个,环绕积水潭两岸都可停泊,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当时的文人雅士汇集在积水潭边赏酒作文,食肆、勾栏等迅速发展起来。这段文字所反映的就是当年运河的风光、风貌、风俗、风情、风物和风味。

  单说北京风味小吃,清代曾有一首《都门竹枝词》,云:“三大钱儿卖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炸糕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此情此景此物尽是生活,几多温情?几多醇厚?几多乡愁?这正是大运河文化活化、文化生活化的价值所在。

  至此,我有必要陈述一下我在几次论坛上发表的一些关于大运河的看法。在论坛和本文中我一直不敢妄说“开发”一词,在北京论坛上当着在众多学者的面尤其不敢提,尽管我是一个旅游规划者,没有旅游开发就没有我们的饭吃。但我不得不说,谈大运河开发,真的有点野蛮;我也不会说大运河保护,有点僵化和死板,但那天当着众多学者的面斗胆真的就说了,也没有遭到反对;我也没说复原,有人说,大运河京津冀段要通水通航,我反对复原,理由是:大运河是过去式,漕运也是过去式,眼下的京津冀早已通快轨、通高速、通飞机,世易时移,现代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木船,单纯搞展览、搞旅游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合理就是存在,不合理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

  我的观点是:大运河关键不在通水,更不在通航,而在于通文——文化的贯通,大运河不在于水脉,而在于文脉。大运河是断流了,只剩下残存的遗址、遗迹、遗物,但水脉不通文脉通,大运河几千年的文化脉络一直延续着、传承者。因其跨越时空长、流经地域广、历史遗存丰、文化底蕴厚,故而文化价值珍贵。我们不能一味地、狭隘地、任性地去疏通形制上的大运河,而要挖掘、提升和活化文化上的大运河。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匹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大运河,这才是大运河的真正价值所在。

  基于此,大运河已经完成从漕运之河到文化之河的转变,未来还要通过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融合完成从漕运之河到生态之河、生活之河与文旅之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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