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欣伟：城市更新N部曲之㉟好有一比宝塔糖

　　（迈点专栏 黄欣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像个大工地：高架、地铁、隧道和陆家嘴摩天大楼;如今的上海像设计大擂台：旧区改造、一江一河、城市到社区乃至街道在更新。前后不过三十年，一个城市的“开发思路”已经悄然转身，对每一个普通市民而言，从曾经“从无到有”的自豪感，到如今时刻感受“身边蝶变”的看门道，市民也在被城市设计师们扫盲、科普、教育并提升着，城市(微)更新正在演变成人人有关、人人有感、人人有话说的互动史!

　　“获得感”≠“满意度”

        城市更新在“不容许大拆大建”之后，已经全面进入了精细化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差别，不仅仅是存在于领导、业主和设计师之间的专业要求升级，还存在着作为C端受众的市民参与度。1.0版本的城市更新，市民其实是单向的被动接受，即——施工完成才知道才见到，那么满意与否、针对与否、人性与否都已经是马后炮，所以往往也少不了听到风凉话：“环境是变好了，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话就像“嘴边的一颗饭粒”，源于本能喜恶、源于自身审美、源于切身利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客观存在着众口难调，但也主观存在着设计师对地段认知、理解、审美、主要矛盾、迫切诉求和久居于此的市民有所偏差!说到底，部分设计师不像医生更像药剂师，不是在针对症结之后的有的放矢，而更像是“你妈妈认为你营养不够”那般的开药方。

　　诚然，1000个市民就像1000个哈姆雷特，完全要做到人人满意众口一词基本不可能，但是要做到政府满意、业主埋单、市民有用却是设计满意度的三大质检，只是部分高高在上的设计师以“我是专业我做主”的审美傲慢居高临下!“审美傲慢”其实是“权力傲慢”，因为设计师压根不想去沟通市民诉求。只是，城市更新的2.0版本鉴于“不许大拆大建”之后，其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特征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市民的自由表达和反馈，形成一定局域的舆论压力，满意度有了不满意;另一方面是一窝蜂涌入城市更新领域，同行间的竞争压力导致“低下傲慢的头”。“人民城市为人民”，如果市民眼中有变化，但获得感不强&满意度有限，那么作为业主和业主的业主(政府领导)，早晚也会对目中无人的设计师有所芥蒂。近期，上海部分城市微更新项目中，开始有“事先向市民发放民意调查”的先河做法，背后也是一种对设计师的汹涌鞭策。

　　 宝塔糖效应VS润物细无声

        坊间有一种说法：设计师是业主和市民之间的桥梁。言下之意：业主委托设计师把自己对城市的理解变成现实，而市民在感受身边日新月异之余感受到业主(区域政府主管部门)对市民释放的获得感。所谓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不言的人民城市背后，是设计师在将业主善意转化为获得满，并尽可能不打折地让后者感受到满意度。但是，设计行业不同其他，并非上行下效地量化业主要求，所以才会出现上一段落所言及的获得感不等于满意度，前后者的供需不对称(又或者尽量在对称起来)就是一个项目关于满意度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实，今天乃至未来的城市更新中，需要设计单位进一步“领会业主意图并结合市民迫切诉求”，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完成桥梁架设。什么是业主要求但无法量化和明确布置的要求?什么是设计师通过对业主和市民彼此诉求的转化核心?

　　今天想以宝塔糖为典故来阐述看得见&看不见的多方诉求，如何“一设了之”?度娘是这般阐述宝塔糖的前世今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甜蜜的记忆多由一种叫“宝塔糖”的药品开始的：“宝塔糖”对付的蛔虫是一种古老的人体寄生虫。在解放初期，蛔虫病在我国是一种城市与农村都大面积存在的非常普遍的疾病。这种专门用于驱除蛔虫的药剂是从菊科植物蛔蒿中提取的。一开始为片剂，后来为了让小孩愉快地服药，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后，制造为淡黄色、粉红色圆锥体的宝塔形状。人们便将这种驱蛔药称为宝塔糖。上述典故中有几个关键词：1、蛔虫病，这是市场诉求;2、片剂，这是应对方案;3、“为了让小孩愉快地服药”，这是营销命题;4、“加入食糖&宝塔形状”，这是产品(设计)破局。试想：片剂针对蛔虫病，但孩子对服药有抗性也是客观存在，彼时如果没有产品(设计)改良，那么父母只能硬着陆，即逼着哄着孩子服药，虽然最终也能起到痊愈的效果，但过程中的哭闹、强行甚至“眼睛一闭一睁”都是大概率的就范场景。宝塔糖见字如面：一是宝塔形状，二是味觉甜口，最大限度让终端受众(未成年孩子)服药无抗性，那么父母在其中的软硬兼施也就显得多余。在上述案例中，业主方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父母，他们都“正确地认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最后一公里的缺失在于——无法用终端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实现定向投放(撮合)，而完成这个最后一公里的是“看不见的宝塔糖设计者”。不是所有药物都要设计成“宝塔形状+味觉甜口”，但因为受众是感性大于理性的未成年孩子，所以产品进行设计改良完全有必要。

　　 需要体验生活不仅是演员

        今天在城市更新领域，是否需要设计来完成这“最后一公里”呢?答案其实是未必，但还有后半句——“如果能，就最好”。而如何发现这种场景上的“软矛盾”呢?比如在教育部门颁布的双减政策之下，(假设)孩子有了适当的课外时间，那么家长的担忧是刚性且本能的：1、孩子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安排?还要安排专人专项!2、空下来的孩子，如果沉湎游戏变近视眼，怎么办?家长固然可以采用药剂方式，比如要求孩子(1)不许打游戏(2)必须做眼保健操(3)必须限时看绿色，但上述要求和“我是为你好”在缺乏监管情况之下，其实可操作性基本为零。即将一哄而上的儿童友好社区，如何设计产品?小朋友诉求，当然是好玩，但这样的设施完全可以去游乐场，无非是免费收费;父母的诉求首先是有益，要么健康有益要么学习有益，“孩子喜欢”排第三位;于是，矛盾来了：孩子最好游戏，父母最好刷题，两者都是满意度的主体，两者都要兼容，两者如何兼容?于是，“设计能解决家长的左右为难吗?”答案是肯定的。

　　1、针对双减政策之下，增加户外儿童友好空间→2、儿童有了自由支配的玩耍，父母担心安全更担心视力→3、父母让孩子去“盯着绿色看10分钟”，孩子怎么可能遵命→4、用绿植设计成“孩子乐于接受的”迷宫阵，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多看绿色”。这不就切合了宝塔糖的神形兼备，最大限度帮助终端受众“接受来自家长的善意要求”，部分设计冠冕堂皇地“我只负责美但不负责让每个人喜欢我的美”就站不住脚，毕竟在相当场合——办法总比困难多!今天，站在市民立场上对设计师又爱又恨：爱的是设计师的确是专业人士，人家轻舞飞扬一下，的确是吾辈茅塞顿开;恨的是有些设计成果并不能为我所用，市民能做的最大抗议就是——不去!曾经只有对演员要求的“体验生活”看来也要请设计师降落人间，因为那些“和我有什么关系”的背后，是设计师严重的诉求和受众诉求的“此求非彼求”，所以不论前期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是否作秀，但走近市民倾听呼声，总是对的。

　　设计师作为城市美容美化的专业工种，固然不是吾辈可以轻松替代和苛求的。但站在城市(微)更新的第一战壕，市民也只能寄望、恳请和苛求城市设计师。市民就像病人：讲得出不适，但找不到病症，更开不出精准药方;设计师就是医生：找到问题&开出药方，如果这药还不那么难以下咽，极好!并非苛求设计师，各行各业各种工种面洽——被苛求是市场竞争需要，而渡劫过后才(更)被社会需要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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